祭奠花篮 白色
祭文与悼词
江苏 朱庆平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仪遍及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葬礼属于礼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曰“人固有一死”，人们对已故的长辈和亲人、对那些死得“比泰山还要重” 的人，一般要举行葬礼。葬礼是出殡埋葬死人时举行的仪式，其中，唱读祭文、宣读悼词（或葬辞）是葬礼的一个步骤。
祭文，祭祀或祭奠时对神对死者唱读的文章。
悼词，亦作悼辞，举行殡葬仪式时宣读的对死者表示哀悼的话或文章。
两者既有联系，如，一般都要追忆死者的生平及业绩，都表达哀悼之情，都在举行葬礼时表述；但又有以下几点区别。
产生的时代不同。祭文古已有之；悼词脱胎于祭文，出现于近代。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末段写道：“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的讲演。文中指出了开追悼会的对象是已故的“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人”，也指出了开追悼会的意义“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同时还要求推广追悼会这种形式“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无庸赘言，开追悼会、作悼词是近代出现的。
范围不同。祭文是祭奠时唱读的文章，祭奠的对象既有死者又有神仙，其中祭奠神仙时唱读祭文，不是葬礼的组成部分；而悼词（悼辞）只为死者宣读。如封建帝王举行封禅大典时，唱读祭文，就与悼念亡灵无关。（封祀,封峦,封岳,古代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筑土为坛,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的梁父山辟场祭地,报地之德,称禅。）王直《天水各界公祭伏羲文》“惟我羲皇，德配上苍。戈猎纲罟，果黎庶之饥肠；婚丧嫁娶，兴我礼仪之邦。河洛负图，太极煌煌。文王演义，孔子发扬。历百代而不衰，极后世以垂芳。渤渤浩浩，烟波荡荡。十亿中华，顶天地之巨浪；后辈儿孙，伴宇宙之久长。”
对象不同。
祭文形成的过程也是由祭神嬗变到祭人的过程，除了祭神外，祭文一般用于普通人（亲人、朋友）的死亡；
悼词往往用于德高望重的、对革命有杰出贡献的人。袁枚的《祭妹文》所祭奠的是自己的胞妹“三妹素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所祭奠的是自己的侄子“十二郎”；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是悼词，祭奠的是杰出的革命导师马克思，雨果《巴尔扎克葬辞》（葬词即悼词）祭奠的是19世纪法国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
场合不同。
唱读祭文，可以在墓地，可以在灵堂，亦可以是死者的“正寝”，可以在宗庙，可以在家祠，也可以在名山大川（如泰山、黄河）等，范围极广；
宣读悼词，一般在公墓、死者单位、牺牲的地点、追悼会场等公众场合。袁枚《祭妹文》的唱读是在墓地；雨果《巴尔扎克葬辞》的宣读是在巴黎郊外拉雪兹公墓面对前来送葬的法国公众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题目明确说明了宣读悼词的地点，毛泽东的演讲是在中共中央警备团举行的“张思德追悼会”上。
人称不同。
祭文一般用第一人称；
悼词常用第三人称。如，袁枚的《祭妹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皆用第一人称写成，并且较多地运用第二人称代词，与死者“面陈”，对死者直接抒情；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是第三人称，如“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雨果《巴尔扎克葬辞》，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也都是运用第三人称的。
表达不同。
（一）祭文侧重叙死者往事抒哀悼之情；悼词除此之外还要阐述事理。
《祭妹文》是一篇抒发真情实感的祭文，本文叙述死者生平时从婴儿情状一直写到气绝病故，概括了袁机一生的主要经历，淋漓尽致地抒发了作者痛惜、哀伤、悔恨的真挚感情；《祭十二郎文》，作者通过记述一些家庭琐事，表达对十二郎深切的痛惜和怀念之情。雨果《巴尔扎克葬辞》是一篇文艺性很强的散文体演说稿，它不同于一般葬词的是，它不仅评说死者巴尔扎克，而且阐述了自己积极的生死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对马克思的逝世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同时，对马克思为人类所作的伟大贡献作了崇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赞颂，并向全世界庄严地宣告：“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二）祭文无所不谈，叙述琐事；而悼词选材不叙琐事，特别是不涉及死者缺点。
《祭妹文》中在概述亡妹一生的不幸时，指出了她之所以“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是由于幼年同作者一道“从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因而以“一念之贞”造成终身悲剧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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