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铭是刻在碑上的文字。现代人通常实行“简化主义”，在逝者墓碑上刻下“XXX之墓”，最多在墓碑后面写上生卒年及粗糙的生平述略了之。扫墓时跪拜洒酒、纸灰飞蝶，事毕后游赏山水、酒食一番，至于“先”何以值得“祭”，“祖”何以值得“念”，对不起，很少有人去关注了。 墓铭首先是让人们铭记。希罗多德《历史》第7卷载有这样的史实：当年希腊人抵抗波斯入侵，温泉关口是侵略者必经的要塞。300名守卫关口的斯巴达人，奋不顾身地抗击，最终寡不敌众，全部阵亡。事后，希腊诗人西门尼德为300名勇士写了一个墓铭：“过路人，请传句话给斯巴达人/我们矢忠死守，在这里粉身碎骨。”这里没有铺陈的叙述，它之所以令人难忘，是一种情感的真实——勇士们的客观形态特征(死亡)和感情的主观愿望特征(为国捐躯，灵魂永生)在一个交集点上会合(长眠)。死亡与永生相绾结，墓地不单单付之风尘，墓铭也见证悲情记忆。 墓铭的意义还在传志。中国墓园文化史上，有许多写墓铭的高手。韩愈为他人写的墓志铭不下数十篇，其中写柳宗元的《柳子厚墓志铭》，是列入《古文观止》而作为范文的。近世文坛一般称梁启超为“诗界革命”领袖，但梁氏有自知之明，因为最早倡言“我手写我口”、并写了一千多首“新派诗”的，是先驱者爱国诗人黄遵宪。黄遵宪病故后，梁启超写了将近2000字的《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于诗格、于人格，高度评价黄遵宪：“先生之诗，阳开阴阖，千变万化，不可端倪，于古诗人中，独具境界”，“士失职者多矣，而独于斯人焉奚悲？悲其一身之进退死生，与一国之荣悴兮相依。”将个人身世与民瘼国是联系起来，这墓铭就呈现了大境界、大志向。 墓铭有别人追思而写成的，也有逝者生前自撰的；有庄重的，也有幽默的。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在1815年就写有《我的墓铭》，中译者为查良铮，即诗人穆旦。墓铭曰：“这儿埋下了普希金；他一生快乐/尽伴着年轻的缪斯，慵懒和爱神/他没有做出好的事，不过老实说/他从心眼儿里却是个好人。”这一平实的自评，逝者的身世与风范毕现。美国新泽西州一个墓园里，一个名叫伽里的墓志铭，倒像是一则幽默小品：“恕我没能站着欢迎您！因为我皮难包骨，骨瘦如柴；请别忘记，我当年却是一位有名的胖子。哇哈，我终于减肥成功了！”这一在墓地发笑的自述，庄重与幽默兼具，让人看到逝者的达观。而在中国当下，启功先生的迷人之处，在于这位书法大家圆融的做人态度。夫子年过耳顺，就早早写了《自撰墓志铭》，曰：“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曰陋。身与名，一齐臭。”全文通押六，读如溜。人生一般有三个层次——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灵魂生活。启功先生自撰的这一墓铭，让我们上他的第二层楼小憩玩味，也“窥”得第三层楼的灵魂境相。启夫子如此自谦、自嘲乃至自贱，依凭的是一种高品位的文化。吾道谁与归？足可让那些“世外高人”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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